从“大商人”吕不韦说起
说到《吕氏春秋》,便不得不从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大商人”吕不韦说起。因为他是最早也是最赤裸裸地将商业的牟利与政治的牟利联系起来的人。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大国丞相。有人说,如果没有他,秦国的历史一定会重写!这是毫无疑问的。
吕不韦(约公元前292 年到公元前235 年),战国末年的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他是当时阳翟的大商人,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年纪很轻时就积累家产逾千金。
据《史记》上说,吕不韦有一次到邯郸做生意,见到街头一个乞丐,凭他的眼力看出这个乞丐并不一般。在小店吃饭时,再次见到这个乞丐,他发现店主对这个乞丐态度很和蔼,便打听此为何人。
店家告诉他,此人是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楚国公子子楚,他当时的名字叫异人。
“哦!——”吕不韦一声感叹,激发起他这个商人的政治家灵感,当他回家与父亲对酒小酌时,两人有段对话,颇为精彩。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
父答:“十倍。”
吕又问:“做珠玉买卖之利几倍?”
父答:“百倍。”
吕再问:“立一个国君之利有多少倍?”
父答:“这就没有底数可参了。”
吕不韦说,耕田、做买卖都非常辛苦,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钱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战争毁掉!如果我们用这些财富去做一件大事,比方说,去帮助立一个国君呢?立一个好国君,天下百姓能够安宁,我们自己的子孙不也都有荣华富贵了吗?
父亲见儿子有这样的想法,当然高兴。
原来,子楚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庶出的儿子,其母夏姬并不受宠。而秦孝文王安国君宠爱的妃子无生育,恰被册立为华阳夫人。子楚作为人质在赵国,落魄得无人靠近,此时如果在他的身上下点赌注,一旦成功,其收获何止是做成一笔生意?这个没有底数可参的事,成为吕不韦从商人到政治家的奋斗目标!
后人用了一句话概括这件事:“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也就是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
吕不韦的政治抱负
那次父子对话后不久,吕不韦又一次到邯郸。这回见到子楚的吕不韦,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侧面远远地看着这个落魄公子,而是迎上去,将他请到小酒店里。酒过三巡,吕不韦说:“我能帮助你改变现状,让你富有天下,贵为天子。”
子楚笑着说:“凭你一个生意人?你还是自己先富贵,然后再让我沾沾你的富贵光,我就很满足了。”
吕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真正的富贵是要靠你才能实现的。”接着,吕不韦阐述了他那套理论,并真诚地说:“我从现在起,做每件事,都是为了你能日后登上王位!如果你能听从我的安排,我将这样做了……”
子楚渐渐明白了吕不韦的所指。
吕不韦看他有所领会,放下酒杯站起来说:“此地非说话地方,公子随我来。”
两人离开小酒店,来到吕家,开始了真正的密语。
后人用了四个字:“促膝密语”。
这段密语,史笔这样记载——吕不韦说:“我听说当今太子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膝下无子,眼下能推立继承人的就只有华阳夫人。你兄弟二十余人,而你排行居中,且你长期扣在诸侯国作人质,又如何能被安国君重视?一旦秦昭王百年后,安国君立为秦王,你也没多少把握去和长兄及诸公子争得太子之位。”
子楚深以为然,说:“依先生之见,该如何是好?”
吕不韦说:“你经济不宽裕,又客居在此,既无资财以奉献亲友,也不能结纳门人宾客。我吕不韦虽不富裕,却想用千金之资去为公子西向游说秦廷,让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公子为继承人。”
子楚听后,忙下席跪拜说:“若先生的谋划真能实现,愿平分秦国与先生共享。”
吕不韦笑笑,心里道:“你说这话未免过早,但我一定能够让你这样做。”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用千金购得奇珍异物,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然后去见华阳夫人。见华阳夫人时,除了厚礼,更有“忠言”。吕不韦对华阳夫人说:“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子楚常常将‘华阳夫人是我子楚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的话挂于嘴边,可见其心诚啊!”
华阳夫人听后非常高兴。
受了重礼的华阳夫人姐姐见机行事劝说道:“我听说用美色侍奉,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你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选择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为继承人,你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当然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抓紧时机做事,过后一切都晚矣的道理啊!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何乐不为?”
华阳夫人听了连连点头,问他俩有何办法可施。
华阳夫人的姐姐说:“子楚贤能,而自己又清楚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一旦你能看中他,他自然会主动依附于你,夫人何不趁势拔他为继承人,他会感激你一辈子,而你一生都会受到尊宠。”
华阳夫人听后,深有同感,放在肚里,伺机而行。在后来一次侍奉安国君时,华阳夫人抓住难得的机会,从容地说起子楚虽身在赵国为人质,实是诸公子中最为贤孝者,从赵国来的人都称颂他。接着哭诉道:
“得大王错爱以服侍左右,却不幸膝下无子,我想让子楚立为继承人,以减贱妾无后之过。”
安国君听了华阳夫人的话,感觉很有道理,不仅答应此事,还为防日后生变,刻玉符为据。正式立子楚为继承人后,安国君又请吕不韦做子楚的老师,从此子楚名声大振。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 年),秦国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与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送给守城官吏,才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得以顺利回国。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因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得以隐藏起来躲过了此难。
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 年),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此时一改以前的态度,派人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回秦国。
安国君继位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
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 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嬴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
秦王年纪还小,朝政自然由仲父代为管理。
“立一个国君之利无底数可参”的事终于做成。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
公元前249 年子楚接王位后,如愿得到丞相位置的吕不韦首战告捷,灭了东周。这是他上任丞相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天性慈悲的子楚并不高兴,他大施仁政,“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又对东周,“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不是个做皇帝料的面貌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
吕不韦见其仁慈,虽然不乐,也不多言。胸伏大志,静观其变,继续推行自己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集中兵力攻击和蚕食韩、赵、魏三国。五年间,得城池七十余座。吕不韦把它们按秦国的行政划分设置为郡县。
他的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嬴政上台执政扫清了来自近邻敌国的威胁,也为后来嬴政一统天下放出样板。殊不知,此乃大忌。对于秦始皇这样刚愎自用的人,是极不愿意顺别人布下的模式行事的。
吕不韦虽然看透了嬴政的小小心事,但他还是想让嬴政顺从自己的安排即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路线走,这就引出了为什么要编《吕氏春秋》的事了。
《吕氏春秋》作为“帝王必读书”
《吕氏春秋》是秦朝相国吕不韦召集天下才子,令人人著所闻之事,集论,不以当时的派别、门户为界,而以广览天下事为要,博古通今之变,以史典自诩,编纂而成的一部前无古人的“帝王必读书”。
为什么叫它是“帝王必读书”?
首先,从体系上讲,吕不韦编这部书着实花了心血。《吕氏春秋》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十二纪、八览、六论,全书共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其中,十二纪又分《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每纪又分出不同的内容旨向,如:《春纪》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研讨军事问题,《冬纪》讲人的品质问题。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象征“大圜”的天,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八览,现存六十三篇,显然佚失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三十六篇,杂论各家学说。做皇帝应该知道的都在这范围内了。
其次,从内容上讲,《吕氏春秋》包罗万象,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吕不韦解释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用众》)吕不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一视同仁,融合各家学说精华,成一家之思想,惟公而传世!一个做皇帝的不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吗?
《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是杂家代表作,在学术思想上“兼儒墨、合名法”,而实质上它“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为春秋”。司马迁把它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立,称其为“史”!冯友兰先生说:“则其所记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任继愈先生说,《吕氏春秋》开创了“秦汉哲学史的开端”,“开启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再次,从思想上讲,吕不韦编此书的目的是想让嬴氏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做皇帝。
以什么条件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
观历史之变迁,看现实之经纬。吕不韦想来思去,只有思想是保证控制言行最有效的方法。制定一种可行的“规矩”来“迫”使嬴政效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想法。随着嬴政的越来越成熟,这种迫切性就越强烈、紧迫起来。但就当时的条件,想找一位“全才”来单为其著一书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史记》上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这就驱使吕不韦突发奇想,不惜血本,召集当时所有才子中的精英,采用集腋成裘的方法编一部与众不同的书!
仅仅是这些,还远远不是吕不韦的根本目的。
吕不韦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当时很危险而又很时新的话题,那就是“君可废,而君道不可废”的理论!这才是最最要紧的。
根据这一理论:皇帝可以换,而维系皇帝的这个章法不可改变!延伸下去,就是说《吕氏春秋》是维系皇帝这个职位的章法、规矩!
这是一本维系君道的书!这也是历朝历代为帝者宣布《吕氏春秋》是一部禁书的同时,又是一部帝王必读书的原因。
《吕氏春秋》的影响
令吕不韦所想不到的是,当这部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问世后不久,便让秦始皇列入了“焚书坑儒”的名单里。
有人说,秦二世而亡,是嬴政自己没有安排好接班人而坏事的。
但另一种说法则是责怪吕不韦:你吕不韦编《吕氏春秋》的目的就是想让嬴氏帝业万世千秋?你绞尽脑汁用尽心计要把治国安邦的法子说尽,可是,为什么就没有说到如果嬴政不用你的方法,不看你这书,你有什么法子治他啊!于是,汉时董仲舒就说,由于嬴政不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所以秦朝二世而亡。董仲舒是大儒,他的话对于儒家传统为治国首备的中华民族,无疑是圣经之言。后来的帝王之家想要万世帝业,子孙永昌,当然要把《吕氏春秋》列为帝王必读书。
唐代李渊在回答选何书作为太子必读书时,他与李世民有一段对话——“太子他日面政天下,必以天下为重。选备之书,不可草率,而应集囊天下之智者为上。”
“何为天下智者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算智慧吗?”
“知礼识体之大要,非智者。”
“《诗》、《书》、《礼》、《易》、《春秋》算智慧吗?”
“用王充的话来说,善政大义,皆出其中。集典于政,源出民间,王治天下,实持治民。四书五经尚缺憾。故须智慧之书,当属《吕览》也!”
《吕览》即《吕氏春秋》。
唐朝是我国自汉后最为鼎盛的一代大朝,汉唐太子读书,必备《吕览》,后世能小视其要吗?正是这个原因,《吕氏春秋》成了奇怪之书:
帝王必读书,帝王教科书,也是百姓不可触摸之禁书。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帝王们的政治心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有资料证明,从秦王朝到清代的八十三朝五百五十九(三百九十七位帝和一百六十二个王)位做过皇帝的人,他们都或多或少从《吕氏春秋》中吮吸到了养分。事实证明,任何一朝,一旦确定接班的太子后,太子的书斋里必有《吕氏春秋》!太子们也都因为它的文章可读性强,文字流畅,论证清晰,常常将其当作史书通俗读物中的一部可读性极强的“闲书”来读,难怪康熙晚年还记得“此书甚可读,朕对历史的初识皆源于它”。
就连太平天国王府,也有《吕氏春秋》。洪秀全视一切正常教材而不见,只要他的“天书”,那为何恰恰就有《吕氏春秋》呢?后人只有一个解释:他的帝国也需要《吕氏春秋》!
我们可以发现,《吕氏春秋》这本书可谓“百科全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饮食起居,无所不包。而且通俗易懂。有人说,这《吕氏春秋》里,有道德、有智谋、有稻粱、有美女,自然更有官帽!就看你怎么去挖掘它。宋代黄震《黄氏日钞》中说:“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因吕不韦而废其书邪!”明朝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也说这部书是好书。
战国中期后,大量比喻故事帮助说理的文章取代了高谈阔论,这些以优秀散文著作面目出现的故事、寓言非常适合中低层读者。这也是吕不韦针对嬴政反感古文而采用的一种方法。
《吕氏春秋》一篇之中,故事、比喻、类推、议论有机结合,错综成文,使文章兴象玲珑,相映增辉,意致深婉,明朗犀利。和《庄子》、《战国策》、《韩非子》一样,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故事与传说,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据统计,全书载录完整的故事达三百四十则以上。
《吕氏春秋》的故事也表现出杂取诸家的特点。它们大多摘引于先秦各种书籍,如《国语》、《左传》、《墨子》、《庄子》、《晏子春秋》、《战国策》等。许多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有一些是上古神话传说,少数为虚构的故事,属于寓言。全书每一篇文章虽短小,但通常都有三四个完整的故事,文章议论文字往往较少,不少是由意义相近的一串故事连缀而成,因逻辑层次清楚,并无堆砌饾饤之感。
《吕氏春秋》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颇为卓著。西汉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他在写《史记》过程中就曾“取式《吕览》,通号曰纪”(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东汉高诱认为它“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清章学诚说“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文史通义·言公上》),清代学者、骈文家汪中认为它是后世类书之祖,“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之所托始”(《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在文学史上,也受到注意,如明清评点派就多有好评。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
现在通行的说法认为此书在公元前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