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名家评说
汉时董仲舒就说，由于嬴政不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所以秦朝二世而亡。
唐代李渊在回答选何书作为太子必读书时，他与李世民有一段对话——“太子他日面政天下，必以天下为重。选备之书，不可草率，而应集囊天下之智者为上。”
“何为天下智者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算智慧吗？”
“知礼识体之大要，非智者。”
“《诗》、《书》、《礼》、《易》、《春秋》算智慧吗？”
“用王充的话来说，善政大义，皆出其中。集典于政，源出民间，王治天下，实持治民，
四书五经尚缺憾。故须智慧之书，当属《吕览》也！”
《吕览》即《吕氏春秋》。
任何一朝，一旦确定接班的太子后，太子的书斋里必有《吕氏春秋》！太子们也都因为它的文章可读性强，文字流畅，论证清晰，常常将其当作史书通俗读物中的一部可读性极强的“闲书”来读，难怪康熙晚年还记得“此书甚可读，朕对历史的初识皆源于它”。
就连太平天国王府，也有《吕氏春秋》。洪秀全视一切正常教材而不见，只要他的“天书”，那为何恰恰就有《吕氏春秋》呢？后人只有一个解释：他的帝国也需要《吕氏春秋》！
宋代黄震《黄氏日钞》中说：“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因吕不韦而废其书邪！”明朝建文帝的老师方孝孺也说这部书是好书。
西汉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他在写《史记》过程中就曾“取式《吕览》，通号曰纪”（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东汉高诱认为它“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清章学诚说“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文史通义·言公上》），清代学者、骈文家汪中认为它是后世类书之祖，“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之所托始”（《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吕氏春秋》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十二纪、八览、六论，全书共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其中，十二纪又分《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每纪又分出不同的内容旨向，如：《春纪》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研讨军事问题，《冬纪》讲人的品质问题。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象征“大圜”的天，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八览，现存六十三篇，显然佚失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三十六篇，杂论各家学说。
从内容上讲，《吕氏春秋》包罗万象，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吕不韦解释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用众》）吕不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一视同仁，融合各家学说精华，成一家之思想，惟公而传世！
《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是杂家代表作，在学术思想上“兼儒墨、合名法”，而实质上它“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为春秋”。司马迁把它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立，称其为“史”！冯友兰先生说：“则其所记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任继愈先生说，《吕氏春秋》开创了“秦汉哲学史的开端”，“开启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以上摘录自张国擎《帝王必读书：吕氏春秋》
在先秦，有诸多被冠以“集大成者”的大师级人物，而最配得上这一称号的，看来就是吕不韦了。
《汉书·艺文志》说它：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王者之治的精品，一部古典的王政全书。
吕不韦要奉行的主旨是霸王道杂之，吕不韦把法治与德治糅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一用就是两千年。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在子书中率先征引《孝经》一书，开了有汉一代“以孝治天下”的先河。
吕不韦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大同主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取法于《吕氏春秋》的，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法也，十二本纪仿十二月纪，八书仿八览，七十列传仿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是也”。
东汉学者高诱写《吕氏春秋序》，高度肯定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道出了吕氏春秋的主旨：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
宋代大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认为，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
清代汪中在《吕氏春秋序》中说，吕不韦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
如果秦王政生时，吕不韦是二十五岁，那么吕不韦的生年当是公元前284年。
《吕氏春秋》中多用天下一词，吕不韦的目标是天下。
《吕氏春秋》中的《劝学》《诬徒》《尊师》《善学》诸篇所反映的尊师重教思想对北宋“泰山先生”孙复的影响极为深刻。
西汉经学家刘向的《说苑》中多次称引《吕氏春秋》。
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创立“婺学”，他对道家思想进行抨击的同时，还仿吕不韦对其加以兼容并予以改造而利用之。
梁启超认为，北宋李昉编纂的《太平御览》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吕氏春秋》。
郭志坤认为，吕不韦“以吕易嬴”留下的血脉吕政（司马迁说法）是对中国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直呼“吕政”。
司马迁将《吕氏春秋》同《离骚》、《春秋》、《周易》、《孙子兵法》并列并予以赞颂。
郭志坤在《秦始皇大传》中提出“真正在学问上给秦王政以影响的，是吕不韦”，可以说，秦王政的师傅就是吕不韦。
李斯说“六国皆弱，天下定于秦”，实际上是对吕不韦十年主政的肯定。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提到《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郭志坤等人认为《吕氏春秋》是先秦子书中规模最宏大的作品。
清代大学者毕沅认为吕不韦“庶几立言不朽者矣”。
《左传》是对《春秋》的一种发展，而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又是对《左传》的一种发展。
清代学者徐时栋（柳泉先生，徐十三）在《吕氏春秋杂记序》中认为《吕氏春秋》“故其言也杂，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
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的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他赞赏《吕氏春秋》论述周全，认为“吕氏鉴远而体周”。
柳宗元在《柳河东集》中有种树郭橐驼传，认为“顺民本性”正是取法于《吕氏春秋》的“重民”、“贵民”思想。
清代徐时栋先生的《烟屿楼文集》中深赞《吕氏春秋》“其书瑰玮宏博，幽怪奇艳，上下巨细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读之如深入宝藏”。
《吕氏春秋·去私》名篇以尧舜禅让等故事为例，阐明了持公秉正、公私分明的法理和道德规范，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对此予以赞赏，欧阳修深受其影响，发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之感叹。
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对《吕氏春秋》赞赏有加，他在《艺舟双楫·摘抄韩吕二子题词》中说“史公推勘事理，兴酣韵流，多近韩。序述话语，如闻如见，则入吕尤多”，这种“如闻如见”的治史风格，影响长达千百年。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吕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这一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包含了对商鞅、韩非以及吕不韦思想的推崇。
唐朝魏征常以《论语》《荀子》《吕氏春秋》等典籍的寓言或名句来劝谏君王。
唐代马总编纂《意林》，将《吕氏春秋》列在第三十四家。
梁启超认为，明代《永乐大典》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吕氏春秋》。
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序意》中说“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法天地，法自然，应该是人类治世的一个总纲。
唐朝《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对荀子、吕不韦“博采百家”的思想多加肯定，称其为“有识者”。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给事中欧阳询主编，梁启超认为，此书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吕氏春秋》。他认为，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吕氏之书，实千古类书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渊海也。
当代学者王启才在《吕氏春秋研究》一书中认为，吕氏的“杂”不是简单的杂存、杂选，而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杂通。他说《吕氏春秋》是有严密体系的，书中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家几乎都有涉及，可说是“取于众”，吕书在编纂过程中不囿于一家，而是选择各家精华，择善而从，综合改造，力求在此基础上成一家言。
北宋“布衣宰相”对吕不韦适时以耕的“上农”思想甚为赞许，他秉承其父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时刻不忘“以天下为己任”，他在《进尚书解》中阐述了吕氏“以便民事”的“民贵”思想，认为“圣人以民之视听，为天之视听，故万事不可不察于民也”。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吕不韦的博学加以肯定，赞其“通学”。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王船山）猛烈抨击韩非子的思想，却对《吕氏春秋》的“贵公”“去私”等思想大加推崇。
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对吕不韦的“公天下”思想特别推崇。徐复观认为，一部《明夷待访录》既是明清之际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又是从《吕氏春秋》表现的“公天下”的思想中汲取了智慧。
著名历史学学者田昌五在《吕不韦与吕氏春秋》一文中说“吕览，帝王之鉴也”。他认为，吕不韦所择史料及寓言极富针对性，他要写出一部新的《春秋》，供新王朝的王者作为借鉴。另外还说，汉朝以来的黄老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吕氏春秋》的修订版，汉朝就是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稳定下来的，这样，《吕氏春秋》经历了两个朝代，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
郭沫若对吕不韦予以极高的评价，他在《十批判书》中称吕不韦为“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
梁漱溟认为，吕不韦开汉代以孝治天下之先河。
明代思想家方孝孺赞《吕氏春秋》实有“足取”之处，所言“切中始皇之病”。
唐初经学家颜师古（名儒颜之推的孙子）为《吕氏春秋》作注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
《剑桥中国秦汉史》从特殊的视角来评述《吕氏春秋》一书，称之为“一部独一无二的晚周哲学思想的文集”。
郭沫若认为吕不韦与秦王政立于两个极端，如：吕无神，秦王有神；吕求变，秦王不求变；吕有命，秦王无命；吕适欲，秦王纵欲；吕重理智，秦王重迷信；吕重平等，秦王重阶级；吕官天下，秦王家天下；吕主民本，秦王主君本。
学者张富祥著有《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他说，《吕氏春秋》是先秦诸子中的杂家代表作，也可以说是开山之作，它是吕氏学派的一部政治文化论文集，它是一部古典王政全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帝王教科书。
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称《吕氏春秋》为一部符合时代潮流的政论书。
梁启超高度评价吕不韦“天下为公”的思想。
胡适认为，五德终始说源于《吕氏春秋》，他说，秦始皇所取的“五德终始说”乃是间接采自吕书《应同》篇。
罗永麟在《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中说，《吕氏春秋》就其修齐治平之道而言，仍不失为有远见的治国安民之道。汉承秦制，吕氏之书，直接影响文景之治。间接地说，因为它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书，对于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思想，也不无影响。
熊十力弟子徐复观认为，汉初思想家，对《吕氏春秋》有直接或再传的关系，它对汉代思想的影响，实在是至深且巨，甚至可以说，没有《吕氏春秋》，便没有《淮南子》，就个人而言，受《吕氏春秋·十二纪》影响最深的是董仲舒，董氏继承了《十二纪·纪首》阴阳五行的观念，并作了极为烦琐的发展。可以说，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受《纪首》影响的。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荼蘼花最后开，它的开放，表示春天已经快完结了“开到荼蘼花事了”，在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杂家是一棵荼蘼花。”
随着吕氏名位的复崇和吕学价值的晋升，吕不韦最终被定位在“杂家之祖”的高位上。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吕氏春秋》直接影响了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格局，他在《校雠通义》中肯定地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所取法也”。同时他认为，《吕氏春秋》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明代王一銮在《重订吕氏春秋》书中大赞其文风之善“吕氏春秋其文则神奇而不吊诡，浩荡而不谬悠，峻杰而不凌兢，婉约而不懦缓，舍弘而不庞杂”，最后归结为“独造而不偏枯，遍采诸家之文而斧凿之”。
周云之、刘培育编著的《先秦逻辑史》说，《吕氏春秋》是我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宏大的一部有谨严体系的私人学术著作，是一部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当代学者刘汝霖在《吕氏春秋之分析》中统计《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发挥儒家学说的文章二十六篇，道家的十七篇，墨家的十篇，法家的四十一篇，名家五篇，阴阳家二篇，纵横家十篇，农家四篇，小说家一篇，兵家十六篇。
当代学者李家骧著《吕氏春秋通论》首次确认“吕学”学科，他认为《吕氏春秋》是先秦晚末采撷百家精英的集大成的巨制，而吕不韦本人则是“杂家一流巨擘”。
南朝宋的范晔所著《后汉书》在追述吕不韦时赞其有“采精录异”之功。
陈义烈在《吕氏春秋多元化的思想内容》中说，从政治角度看，《吕氏春秋》像一部《资治通鉴》，它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古今天地人物，在许多方面有精辟的见解。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尽管持儒家保守态度，但对吕不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
学者孙以楷、刘慕方说，《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最后一部不朽巨著，它通过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全面整理继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集大成的理论体系，这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理论要求，它的结构体系及其观点、方法，支配中国人思维方式达两千年之久。
学者刘元彦在《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一书中确认《吕氏春秋》清楚地反映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特点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
以上内容整理自郭志坤等《提问吕不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