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公？
公是万物，是所有，是共同，是公众。从社会角度说，公包括生存在世界上的亿万民众，包括天地养育的万物和各个民族，具体一点还包括各个集团和各个政党，同时这个公应该包括了人民所应该拥有的各种整体利益。公的含义除了人类社会还应该包括承载人类社会的物质社会，也即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包括了动植物等与人类所共生的生物，此外，还应有地球上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甚至，地球所依存的宇宙环境也应该纳入其中。从道德意义上来讲，公是公正无私，要求群体生活中的个人应该摈弃私欲、私心，多为公众和集体着想，其前提是正义，因此才有公正和公义的说法。从价值观念上说，公是大度包容，是能怀抱天下众生万物的包容之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淡化小我之见，成就大我主张，所以又有大公无私的说法。从思维方式上讲，公是多维综合，这是由于公的内容所引出的另外一层含义，即思维方式应该建立在多维共识和分析方法基础上的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总之，公是与己（我，私）相对的，也排斥狭隘和偏见，公是容纳万事万物、秉持公正公平、兼容并包的大综合。
二、什么是尚公？
简单来说，尚公即崇尚公共道德，推崇“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它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的。在国学思想中，“仁爱孝悌”、“诚信礼义”、“兼爱非攻”等均是由尚公演化而出。儒家提到的仁爱是尚公最基本的体现，仁是四德、五常之首，是百善之源、全德之称，而仁的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利他，其下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公而无私便是仁。所以尚公乃是百善之首、之源。对于义的说法，义即是公，利即是私，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以义致利”、“见利思义”、“义以导利”，以公制私、尚公克私，天理为公，人欲为私，忠者中也，至公无私。中国古代崇仁、尚义、重忠，要求存天理，都明显体现了尚公精神。
当然除了儒家，还有墨家、法家都是以尚公为主线确立的学说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杂家的学说虽然被一些学者所不齿，然而，在刘元彦先生等人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杂家是“杂家帝王学”，在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一书中对古代天子的定义是“能养天之所生而不撄之谓之天子”，杂家本是充分体现尚公文化的，故而杂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何况杂家学说里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等振聋发聩的尚公之声与“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综合思维模式主导的写作风格又何尝不能印证杂家学说是尚公的代表呢？下面将要谈到的新尚公思想即是从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里得到的启发。
民族精神，谓一个民族在其文明化过程中所形成并一直遵循的基本观念、信念、原则和精神归宿。民族精神是指优秀的民族性格、习性、意识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凝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所创造的文明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精神品格。仔细地审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从“天地”中来，都是对特殊的民族利益、民族眼界的超越。中华人文精神尊道、贵德、尚义、忠公。直道而行，不趋邪曲，居仁由义，尚礼贵信，急公义而贱私利，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贯的精神传统。孟子所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陆九渊所说“轻重荣辱惟义与否”，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应效法天，使万物不断地发育生长。这个原则被古代思想家概括成仁。仁是爱，爱就是使人生、使物生。损害别人、戕害他物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中国人所不齿。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因而人应当效法天地，尚公而不尚私。先秦儒家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法家讲公私相背，尚公义而克私义。《吕氏春秋•贵公篇》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忠经》提出“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顾炎武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孙中山提出，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共产党人提出并踏实地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条。雷锋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自古至今的思想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尚公的特点。
中华民族精神崇尚博厚恢宏和宽容大度。《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是博厚的，可以容纳和承载万事万物。中华民族从大地那里吸取了这种博厚能容的品质，形成了宽容的精神。老子所谓“有容乃大”，《论语》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荀子所谓“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戴震所谓“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等等，都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厚恢宏特征。中华作为泱泱大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精神和思想也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势。我们知道，许多人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本身就体现了宽广能容的特点。
当然，道德方面的尚公是以社会方面的“公”为基础，这是古代传统社会中尚公的核心体现，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体现，至于综合则源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并不在传统尚公说法中的。
三、新尚公文化——新公
“通览儒墨道法诸家，求其精义，莫不为公，进观杂学，更以公为要。儒，仁者爱人；墨，兼爱非攻；道，无为爱类；法，明律利民；杂者，贵公去私，天下之天下。今合诸家行公之德，亦综杂学博大之状，而谋新时代之发展，赋公学派以新意，而为新言，即曰新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大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他们对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做了大总结，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大量借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
儒家思想以“仁治”为核心，倡导仁者爱人，实施仁政，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人物；墨家以墨子及其门徒为代表，传播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理念；道家产生最早，是老子在春秋末期创立的学派，提倡“无为而治”和“爱类”的思想；法家以商鞅、韩非等人物为代表，倡导法制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战国末期，以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思想集百家之长，为秦国统一六国设计出宏伟蓝图以及治理天下的方略。综论上述各家思想，他们都有几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是要有包容天下的胸怀，对待世间万物要有宽容的气量，要有仁爱之心，国家统治者在其位谋其政，要遵从和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要得民心，《吕氏春秋》更是强调树立公心，以公为贵，以私为废，要贵公去私。
历来“公”字有诸多解释，然而其根本的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与个人相对，表示集体或国家，基于这个层面产生了“公私”的说法以及千百年来的“公私利义”之辩。二是与“偏”即与片面相对，公表达的是全局，是整体，而不是某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层面上产生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战。经过实践证明，争取全人类利益和倡导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所以，建立“公学”体系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鉴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只是伦理道德方面，，取字“新公”用于整合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而其直接源泉便是《吕氏春秋》这部杂家代表作。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观；重视精神生活；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真理，勇于奉献；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注重人际和谐；顾全大局和努力自我修养。尚公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融合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尚公”的民族价值观念以及“综合”的民族思维方式而为一体。
尚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在五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尚公文化，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尚公文化集中表现在集体主义，扩展到社会理想方面即是共产主义。尚公文化在中华民族古代思想领域内表现为（1）老子的“爱类”思想，即要顺从大自然的规律，对大自然的一切事物要能有胸怀来包容；（2）孔子的“仁爱”思想，即在人类社会要对广大群众视之以仁、待之以爱（这里的仁爱是广义上的，不只表现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也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3）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墨子反对战争，认为战争给万物带来灾难，他倡导的是用兼爱理念来构筑自己的理想国；（4）法家提倡用法律来约束君臣民众以实现天下的大治，全国上下按照法律规定来公平地恪守自己的职责。此外，具有“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特征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更是强调以公为贵，要贵公去私，其不仅表达了原始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社会制度的做了深刻总结和前瞻性的预示。当然，能表现出中华民族尚公文化的优秀思想不仅仅只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后世历朝历代也不遗余力的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文化。例如，经历过楚汉相争，沛公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在他以及后世子孙的统治时期比较注重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明显地继承发扬了黄老之术；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广播仁爱于天下，注重合理利用民力，在一系列良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导下，他在朝内被誉为一代明君，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其后的康乾盛世不也是如此吗？直至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呐喊“天下为公”，把固有的民族文化与近代的西方政治制度结合起来，首创了中华民国；继起的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革命的同时提出了人民群众路线，在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喊响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可以说，贯穿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的一条主线就是尚公文化，尚公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核心所在，崇尚公义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的精髓，它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和公道。
尚公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线，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和公道，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精髓，是中华儿女最可贵的品质，这也是尚公文化的核心所在，可以说，没有所倡导的公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尚公，传统的尚公文化的确是这样，然而仅仅有公义这个核心理念是不够的，面临新时代新形势，这种尚公文化其实还有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包容气度、全面精神和综合思维。尚公文化首先提倡公义，它认为，以天下为己任，要服从服务于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要做到公私分明进而大公无私，这无疑要具备广阔的胸怀，这种胸怀要能容纳江海山川，要能容纳黎民百姓，要能有与众生和谐而不是为敌的心志，要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包容气度在历代伟人身上都能得到具体的体现：西周文王被赐良田美宅而不受，甘愿为百姓废除炮烙之刑；汉代文景二帝轻徭薄赋，将税赋减少至三十税一，大大减轻百姓负担；“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以民治国，未敢过度征用民力，而北方游牧民族亦藏旗而归；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征战南北，为民请命，誓死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共和；毛主席少年时国家时局危困，他立下壮志要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中国各民族各阶级打造一番盛世，后来他率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抵抗了外敌侵略，并赶跑了反动政府，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没有包容的气度，他们将永远是平凡人中的一个，他们胸怀广阔，心怀万民，成就了中华民族，也成就了自己。“公”的涵义是大众，广博，是与“自私偏狭”相对的，因此尚公文化反对一切以自私偏私狭隘为目的的理念和活动，尚公的原理就是要提倡公义和包容，其方法论可以说是全面精神和综合思维。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全面的看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处理问题的时候讲究运用综合手段以达到最优效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追求万事俱备是一种综合思维，也是一种崇高智慧，是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也可以作为尚公文化的一个大的方面。尚公文化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继承和发扬的，正是因为二者合一，恰恰是国学经典《吕氏春秋》的核心理念——为公而不自私，贵公而不偏狭，新公学会正是借一“新”字来表达对两者的结合，也是对中华民族尚公文化思想的总结。正是因为尚公文化面对的对象是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和民众社会，这才要求在看世界的时候要具备全面精神，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有综合思维。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的看问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先进理念，处理问题综合手段多管齐下，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辅助良药。
综上所述，新公就是把提倡综合包容与传统的尚公融合起来，也是从传统的尚公文化衍生和发展来的具体思维模式，并不能说综合，包容，多维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就没有，提出新尚公文化其实是对原来的这种文化进行梳理，整合，为现代社会服务。新尚公文化提倡公义、仁爱、孝悌和诚信，追求包容、和谐，重视系统综合和多维全面。
四、尚公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国民整体素质中最缺乏而急需改变的有以下几个方面：愚、弱、贫、散、私，如若振作则非尚公不可，立国不能只靠个别“英雄”，更需要依靠“全国之民之心力”，因此必须普及“爱国合义”的精神。“总以尚公为一定不移之标准，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尚公是道德教育最紧要的内容，让学生“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在德育中重视公，在体育中重视武，在智育中重视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唯公故能化私、化散”，“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公能全面发展，则人才无限，国力无限，民族复兴大业可成，天下一统之势可成。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涌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暴，为维护天下正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都是出于对天地之间的道义和正气的维护。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因道义而不朽，被后人永远景仰和尊崇。中华民族精神所崇尚的道义，是天下之公道和公义，而非一家一姓、一人一时之私道和私义。古代的尚公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它所蕴涵的普适性的价值是不能忽视的。中国古代的尚公整体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入的积极影响。从《左传》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死生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从上古“利天下”的禹墨精神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吕坤的“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到顾炎武、梁启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由尚公精神又引出了对人对事公正无私、公平公道的态度和准则，以及利他爱人的精神。以上这些，就凝结为一股横贯古今的浩然正气，培育了无数代济天下苍生，以济世安民为己任，不茹不吐、维护社会正义的志士仁人。这股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批志士仁人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由古代的尚公到近代的利群，乃是今天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重要源泉。
正如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墨子所谓“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戴震所谓仁是生生之德，“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等等，无不秉承的是天地的生生精神。中华民族把天下共生视为天经地义，把“赞天地之化育”、助天地之生生看成是人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强大了不仅不会称霸世界而且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全人类的幸福，其基本的论据根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确立的这种和谐共生观念和仁爱的尚公精神。例如，龙的诞生本身就体现着中华民族和谐一致、宽广能容、敦厚能载的博大胸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北来的少数民族，印度来的佛教，西方来的文明，毫无例外地都容溶于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这种大海般、大地般的气度，在其他的民族精神中是不多见的。
中华人文精神不仅崇尚天地大道，也追求以人为本。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说，道是自然的必然性，其特点是无为；人是自觉的行为主体，其特点是有为。只有发挥出人的自觉的主体性，道才能够弘大，才能显出神奇的效力。荀子指出，不应该“大天而思之”，而应该“制天命而用之”，也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敬鬼神而远之”，注重现世、尊重民意的以人为本观念成为中国人的最基本观念和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使百姓足食。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到孙中山倡导“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无一不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中以人为本的内涵。胡锦涛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人民，“以人为本”重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人为本问题上全新的阐释。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动，是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铸造的。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中国人，而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又不断地发展、提升着中华人文精神。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在逐渐凸显，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培育中华人文精神，是实现民族真正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五、传承和弘扬公义精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们每个人要脚踏实地地内修品行，去私崇实，积极倡导集体主义道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排斥由商品经济所诱发的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行为，强调全力维护社会公德，发扬公平正义，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尚公文化对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抵制来自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继承并发扬尚公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协调人际关系，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的社会思想主旋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良好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