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尚公中正的价值理念

　　尚公、重礼、贵和乃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精神，在这三者中，更根本的是尚公，它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说，重礼、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的。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宗族本位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事家的扩大（西周最典型）。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由家族本位所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到每个家族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整体利益置于首位。《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生不能无群”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

离、而弱，个人便无法生存。这强调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

　　中正即“不偏不倚，正直，忠直，纯正，持守正道”，中正是古代中国人理想的精神境界和为人之道，中正是构建公正和谐社会的良方。《书·吕刑》：“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东观汉记·申屠刚传》：“性刚直中正，志节抗厉，常慕史鰌汲黯之为人。” 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公琰殖根，不忘中正。”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袁可立)至登仕版，中正公方。在朝在野，人皆敬惮之。”；《楚辞·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王逸注：“中心晓明得此中正之道。”；晋傅玄《傅子·检商贾》：“夫神农正其纲，先之以无欲，而咸安其道，周综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

中华民族包容开放的胸襟气度

　　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因为中华民族的“合和”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曾完全断绝坚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灿烂的文化给世界文明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基础。

　　中华文化曾经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没有被击垮，而总是以刚毅的品格抵抗错误思想的渗透，同时以博大的胸怀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传入：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华文化每每都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将其精华包容进来，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便出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佛教产生于印度，而繁荣并延续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而兴盛并发展于东方的中华大地。而且，在我国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的哲学和“生”的哲学。中国人(从孔子开始) 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

　　推荐书目：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芮乐伟·韩森之《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这本书结合西方汉学界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明代结束以前的中国史进行了重新梳理，概括出中国文明长期开放

包容的重要结论。

中华民族综合系统的思维方式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国文化偏重综合等都体现了这种

思维方式的影响。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规律，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

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一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引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季羡林